[75]正因如此，有民法学者提出应扩张民法上的个人信息侵权归责原则体系，对公权主体适用无过错责任，由此同《国家赔偿法》接轨。
家庭角色标准则要求优待家中有需抚育的子女或赡养的老人的患者，通过救治一人来实现更多人的福祉。[iii]广义的医疗资源包括公共和私人资源以及预防性与治疗性资源。
职业角色标准要求把医疗资源优先分配给医护人员，因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具价值更大。鉴于此，匹兹堡大学模范政策建议设立如下救济机制：第一，允许患者及家属对具体分配决定而非总体分配方案提出异议。然而，尽管人们普遍接受经济再分配政策，但在事关生死的医疗资源上劫富济贫有反向歧视之嫌。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紧缺公共医疗资源分配的法律规则 （一）立法形式 实践中，基于医学共同体自治原则，医学伦理规则往往以软法而非硬法的方式来规定。事实上，我国已有相关实践。
[xli]根据《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第7条至第9条，医学伦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从生物医学领域和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专家和非本机构的社会人士中遴选产生，人数不得少于7人。若六大系统都正常，则完美的SOFA得分为0。[71]因此，对私人信息处理者而言，信息主体的知情—同意是信息处理的基本原则，除非立法有例外规定。
该原则指向国家决策的正确性和理性化，使国家运作更有效率，更妥当地实现国家的各项任务。[71]参见童之伟：《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宪法学展开》，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3期，第570页。由此，基于行政法上的元规制（Meta-regulation）或内部管理型规制（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理念，[87]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57条增设提供基础性互联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所谓守门人）的特殊合规义务，正是为了提高监管效能，体现了功能适当原则。但这无可厚非，因为自决/控制本来既不现实，也无必要——个人就其信息如何处理有一定发言权，但不是最终发言权。
[79]如前所言，我国宪法上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经由客观法面向的制度性保障功能，落实到民法、经济法、行政法上，就成为相应部门法上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其次，实现个人信息侵害风险源覆盖的整全性。
[20]当然，民法学者可回应道：为了与时俱进，突破传统民法是应付的代价。例如《刑法》第253条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行为主体，就从刑法修正案（七）的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工作人员，经刑法修正案（九）扩展到一切主体。[76]欧爱民：《德国宪法制度性保障的二元结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120页。根据2020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条，侮辱、诽谤案属于刑事自诉案件，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以personal in formation做检索，可得13部。观点二、三的宪法条文依据相同，都是第38条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具体解释方案不同。除民法侵权诉讼外，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私人执行还应包括刑事自诉。[15]即使赋予信息主体此种民事权利，也远非最佳保护手段，因为个人信息保护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非对称权力结构。
公法领域则追求有限政府，以法定为行动原则，法无授权不可为。丁晓东：《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194-206页。
该体系可由下图来直观展示： 注释: [1]参见梅夏英：《在分享和控制之间：数据保护的私法局限和公共秩序构建》，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第845-870页。在一些具体的行政管理领域，也有此类规范。
[69]可见，唯有宪法上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能同时对抗公权、私人和域外的侵害风险源。另一方面，大量具体规范设定了公权主体的个人信息保护公法义务和责任。因此，有必要将视野提升至宪法层面，以域外经验为镜鉴，重新解释我国《宪法》第38条，发现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进入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天然具有公共性、交互性，其自由流动与利用具有巨大社会和经济价值，保护个体占有既无可能，也不必要。然而，这是以突破传统民法教义为代价的。以删除权为例，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一审稿、二审稿第47条第3项，个人撤回同意是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的正当事由，但这只对私人处理者适用，无法适用于公权处理者。
[67]同前注[16]，王锡锌文，第158-160页。王锡锌，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为达到这一目的，当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存在不平等关系时，通过赋予个人知情、决定、查询、复制、更正、携带、删除等一系列工具性、中介性、程序性的权利，以实现其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制衡结构，[67]避免其沦为客体。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一审稿、二审稿第四章确立一系列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包括知情权、决定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补充权、删除权等。
[42]同前注[33]，孙平文，第41页。以社会执行来补充公权监管、私人维权，符合功能适当原则。
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民法典》第993条在设定合理使用人格利益制度时，除了姓名、名称、肖像，还明文列举了个人信息。理由如下：①认为包含公权力机构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体均负有不侵犯个人信息权的民法义务。第三，规范化，即基本权利间接第三人效力、不足禁止、功能适当、法律保留、比例原则等宪法教义，能为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和实践提供规范指引。姚岳绒：《论信息自决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在我国的证成》，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4期，第73-75页。
要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的保护，必须引入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另一方面，基本权利不等于绝对权利，不会对个人信息提供毫无限制的保护，也不许诺遗世独立的鲁滨逊式自由。
[38]1983年的第二人口调查案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政法院根据《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人格尊严条款和第2条第1款的一般人格权条款，推导出个人拥有信息自决权（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即有权自己决定何时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将有关其私人生活的信息传达给他人，[39]并指出作为在数据处理的现代条件下自由发展个性的前提，个人必须被保护免受个人数据的无限收集、储存、使用和传递。2016年《网络安全法》第64条规定：网络运营者、网络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侵害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30] 须澄清的是，论证个人信息不是民事权利的客体，不代表个人信息与民事权利无关。[12]同前注[5]，王利明文，第70页。
[57]第二，欧洲学者敏锐地提醒：在占有性个人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在私有财产和市场法则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权利分配方式的时代，‘信息自决权日益被解读为在暗示个人对其个人信息具有某种可转让的财产权，即个人信息是个人的财产。因此，学理上一般认为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包括禁止明显危害社会的行为暴力禁止尊重第三方财产禁止权利滥用恶意禁止。[76]二是组织和程序保障功能，即设立适当的组织机构和程序来落实基本权利的保障。（一）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权利的规范依据 如何在宪法上安顿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权利？各国实践遵循两条路径：宪法肯认（Constitutional Entrenchment）和宪法解释（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姜峰：《民事权利与宪法权利：规范层面的解析——兼议人格权立法的相关问题》，载《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第15-16页。前者是从信息到个人，由信息本身的特殊性识别出特定自然人，凡有助于识别出特定个人的信息都是个人信息。
[8]同前注[3]，程啸文，第5-6页。但问题是：何种标准才能更好地落实宪法上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这就涉及如何判断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即其本身所固有的、非外在的限制。
[12] 公允地讲，上述观点并非囿于学科门户之见，而是具有深刻现实背景和重大历史意义。谭冰霖：《论政府对企业的内部管理型规制》，载《法学家》2019年第6期，第75页。
